《中国大学生就业》|| 朱菲菲 ，金帷，林万龙：农业新质生产力视域下的人才需求跃迁与培育路径研究

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当代中国实践中的最新发展。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1]。这一经典论述构建了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要素有机结合的基础框架。后续学者对其进一步深入解读，强调科学技术、生产的组织与协作方式以及自然力等均是生产力演进的重要组成部分。[2]可见，生产力的发展并非诸要素的简单叠加，而是诸要素在特定生产关系下相互作用、协同演进的动态过程。在生产力系统的所有要素中，劳动者是唯一不依附于劳动资料，兼具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的主体。劳动者不仅是生产活动的执行者，更是先进生产技术的创造者和掌握者、新型劳动资料的驾驭者、劳动对象边界的拓展者以及各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组织者。因此，主动适应并引领生产力的发展与进步，归根结底依赖于劳动者本身的知识、技能与组织形式的迭代升级和率先突破。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是摆脱传统生产力单纯依赖资源投入的发展路径，推动各生产要素及其组合方式的系统性革新，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显著提升。其具体表现为：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为新的劳动工具，以新能源、新材料等为新的劳动对象，以各要素和谐共生、协同创新为新的生产关系，而劳动者也突破传统能力边界，实现与新型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深度协同与适配。

在农业领域，新质生产力推动农业向基因化、数字化、工程化、绿色化、营养化加速转型，新型生产工具如数字农业、智能农业等不断涌现，农业生产方式发生根本转变，新的劳动对象、新产业、新业态如合成生物学、干细胞育种等颠覆性技术不断发展[3]，未来农业的发展已经跳出传统框架，呈现一、二、三产业融合的特征，“农”的内涵和边界不断拓展和深化。[4]这意味着与之相适配的新型农业人才不仅要在数量与结构上优化调整，更要在人才质量与内涵上全面升级，要培育一批能够引领和适应这场变革的高素质创新型劳动者。在知识结构上，必须完成从“单一农学”向“农科交叉融合”的转换，新型农业人才必须具备跨学科的知识整合能力，深度融合农学与信息科学（大数据、人工智能）、工程学（智能装备、设施农业）、生命科学（基因编辑、合成生物学）及管理科学（供应链、可持续发展）等多学科前沿知识；在能力维度上，需同步具备熟练操作先进智能工具和技术手段的高阶技能，解决复杂产业问题的分析能力，驱动前沿技术创新的研发能力，基于大数据科学决策、跨界协作与资源整合、终身学习的快速变化能力等；在角色定位上，要从传统生产者、专业执行者向产业生态共建者转变，人才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完成特定岗位工作上，而在于如何有效链接科技、市场、社会等，驱动整个农业产业生态的优化升级与价值创造。

人力资本理论为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的人才战略投资提供了关键的经济学依据。根据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贝克尔（Gary S.Becker）等人的理论，人力资本的核心在于，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健康等是一种生产性资本，对其进行投资（以教育、培训等形式）能够显著提升个体的生产能力，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个人经济回报，并获得广泛的社会收益。[5]一方面，人力资本理论补充完善了“人才”对创新的作用路径。卢卡斯（Robert E.Lucas）和罗默（P. Romer）等人提出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的累积和溢出效应能够带来长期增长动力[6]，能够促进技术进步和创新效率[7]，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8]。在宏观层面确立了人才作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战略地位。另一方面，除了知识、能力与健康，人力资本理论同样强调如何优化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以更好地实现资源配置，因而除了对劳动力数量的关注，相关研究也聚焦于人力资本的存量、积累、结构、质量等维度，以及如何依据市场多变的供求关系来进行人力资本投资。[9]

在新质生产力的语境下，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和投资逻辑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首先，新质生产力所强调的“创新驱动”实际上高度依赖于“人才驱动”与“人力资本”的积累。人力资本可以直接通过人才培养和科技进步创新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10]这意味着对具备创新思维与跨界整合能力等的新型人才的投资是实现生产力“质”的跃升不可或缺的战略性投入。其次，新质生产力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提出了更高、更复杂的要求。新型人才所需要的知识、技能的深度和广度以及创新强度远远超过传统劳动者，这决定了与之相匹配的、旨在获取核心竞争力的人力资本投资必须具备前瞻性、高质量与持续性等特征。此外，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人力资本投资必须超越对“规模”的单一关注，转向对 “结构”和“效能”的系统性优化。例如，依据产业前沿动态，科学平衡通用型人力资本和专用型人力资本的配比，以增强人才队伍的结构弹性与适应能力；从存量、增量与质量多维度优化人力资本，不仅要扩大人才基数，而且要注重知识更新速度、技能复合程度与创新成果转化效率等。人力资本理论不仅解释了对新型人才“为何要投资”，更指引了“如何有效投资”的政策与制度设计方向。

通过上述理论梳理，本文提出一个用于分析农业新质生产力人才需求与培养的逻辑框架，即“要素演进—能力重构—系统适配”。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体现了生产要素系统演进、劳动者能力升级与产业动态适配之间的辩证关系。新质生产力通过驱动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的深刻变革，重新定义与之相契合的新型劳动者所具备的更高水平素质与能力，从而引发人才需求的系统性跃迁。而回应这一跃迁，必须依靠前瞻性、战略性的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作为“价值重构”的重要举措，其效能并非单纯在于投入规模，而取决于人才供给的结构、质量等维度与农业产业前沿需求的动态适配程度。这一框架揭示了当前农业人才供需矛盾的本质为人才培养体系的变革速度滞后于新质生产力所带来的要素演进与能力诉求变化。基于此，学者们就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到底需要何种类型的人才展开相关研究。林万龙等将其划分为两大核心类型：一类是能够在农业科技领域取得原创性、关键性科技突破的科学家，其核心价值在于不断拓展农业科学理论和实践的边界，引领整个农业产业科技进步；另一类是熟练掌握并应用这些现代农业高科技成果的专业从业者，其核心价值在于积极推动并实现农业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11]金绍荣则依据农业新质生产力“高效能、高质量、高科技”的多维目标要求，提出了涵盖现代农业技术型人才（具备原始创新能力）、农创型人才（具备现代农业运营能力）、生产管理型人才（具备现代农业技术应用能力）、基层服务型人才（具备可持续发展素养）的“金字塔”结构人才类型，塔尖是战略科学家团队，塔身是技术骨干，塔基是基层服务力量。[12]

适配农业新质生产力的人才供给并非对传统劳动者的简单替代，而是在产业结构升级背景下，对农业人力资源的系统升级与结构优化，最终形成规模合理、梯次衔接、协同互补的人才生态。本部分依据其在农业全产业链中的角色功能，将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人才队伍解构为四个关键层次，并通过规模、结构等数据剖析当前人才供给是否能满足农业先进生产要素的演进，是否存在人力资本层面的能力短板与供需价值错配问题，为后续人才培养体系的问题定位与路径构建提供依据。

1.高水平农业战略科学家

高水平战略科学家是驱动农业先进要素和重大科学技术发生质变的源头创造者，是衡量一个国家农业原始创新能力与全球农业竞争力的核心力量。高水平战略科学家人才储备情况决定了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上限与自主性。在我国现行科研荣誉与资助体系中，最高水平的战略科学家荣誉是院士，其次是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杰青）、优秀青年科学基金（优青）以及各部委和地方人才，这些人才称号和基金资助是对科研人员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的肯定，常被视为衡量一个领域战略科学家储备的关键指标。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及公开资料，截至2021年我国两院院士共有1812名，其中农业领域院士140名，占比约7.7%，农业领域新晋两院院士46人，234项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13]，相对于其他领域来说整体占比偏少。此外，农业领域杰青、优青占比分别为6 .1%和9 .0%[14]，无论是按照领域还是按照工作单位进行统计，农林类科研人员获得杰青、优青的比例都是偏低的。为弥补这一短板，农业农村部于2022年启动实施“神农英才”计划，旨在进行精准培育与重点支持，目前已遴选领军人才124名、青年人才502名，成为国家层面农业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补充。然而，与美国等农业强国相比，我国高水平农业科学家的比例（农业领域高被引科学家／本国农业科技人员数）总体上较低，仅为0.049‰，而美国是0.738‰，依然存在较大差距。[15]这种“源头性”战略人力资本短缺将直接制约我国在生物育种等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突破，从而导致产业升级的顶层牵引力不足。

2.农业科技创新人才

农业科技创新人才通常是指掌握并利用农业科技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在农业和社会发展的实践中进行各类创造性活动，为农业农村社会发展做出贡献的人。[16]农业科技人才负责将先进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工具，是农业劳动资料智能化升级的直接推动者。从供给来源看，我国农业科技人员（农林类R&D人员）①主要来自涉农科研机构和高校。2017—2022年，我国农林类R&D人员数量维持在8.4万人~10万人，占比在8.1%至9.6%之间波动，人员数量较2017年之前有所增长，但人员占比却有所下降。②作为重要供给来源的高等农林院校，2016—2022年R&D人员数量为2.4~3.1万人，人员总数虽有少量增加，但占全国高校R&D人员总量的比例从6.1%降低至5.2%，且基本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①此外，农林院校R&D成果应用及科技服务人员数量在此期间实现翻倍增长（从3516人增至7825人），但其占比仍然较低且增长缓慢，仅增长1.2%。相对于其他行业领域，整体上来说，我国农业科技人才的基数小、占比低的现状长期未得到根本改变，反映出面向产业需求的应用研究与转化环节人力资本投入依然薄弱。

然而作为产业发展的中坚力量，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农业科技人才需求缺口较大。据相关研究预测，未来我国科技人才需求总量呈现持续稳步上升趋势[17]，然而我国高校R&D人员数量尚不到美国的1/2，同时，R&D研究人员密度（每万名就业人员中的R&D研究人员数量）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2018年我国每万名就业人员中的R&D研究人员数量为24.1人，约为美国的1/4，韩国的1/6，法国、日本、德国与英国的1/4以下。[18]农业科技人力投入的不足会制约农业现代化进程，限制农业技术推广和应用规模，并直接映射在创新产出与产业效能上。有研究指出，我国农业科技创新能力约为世界农业强国平均水平的67.4%，在最能体现生产科技水平的粮食单产指标上，我国当前水平仅为美国的76%，法国的88%，新西兰的72%。[19]2025年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提升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实施意见》，将“建强农业科技人才队伍”列为提升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效能的核心任务之一。

3.农业数字技术应用型人才

农业数字技术应用型人才主要是指熟练掌握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并能将其有效运用到农业生产、加工、经营管理和服务全链条的复合型专业人才。他们是驾驭农业数字化、智能装备等新型生产工具的实践者，其角色要求实现从传统研发到跨界整合再到高效转化的能力升级与重构，通过技术赋能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例如，农业大数据分析师可借助传感器、卫星遥感等技术和数据，实时监测土壤、气象变化及作物生长态势，为精准灌溉、施肥等提供决策支持；在加工销售环节，能够借助大数据和区块链技术实现市场需求分析、农产品质量追溯等。当前，农业数字化转型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农业农村部规划到2025年建成覆盖主要农作物的全产业链大数据平台，标志着数字化农业技术应用将进入加速发展期，相关人才需求随数字化转型加速释放。[20]然而据预测，我国农业装备领域人才缺口达44万，农业生产经营、高级农业经理人、大型农场技术负责人、植保营养技术等方面的人才总缺口超过千万。[21]从培养端来看，当前涉农高校在智慧农业相关专业的设置和招生尚处于起步阶段，自2022年教育部办公厅印发《新农科人才培养引导性专业指南》以来，全国开设“农业智能装备工程”专业的高校仅有十余所，人才培养规模远不足以满足产业急需。②这揭示了现有高等教育体系对智慧农业、农业大数据等新兴领域反应迟滞，专业布局和培养规模远未跟上产业需求的爆发式增长。

4.新型经营管理与服务人才

农业新质生产力也重塑了乡村产业体系，催生出了农产品深精加工、电商供应链、乡村文旅康养及现代农业综合服务等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的新业态、新模式。新型经营管理与服务人才是适应产业融合、构建新型生产关系、优化要素配置的组织者与协同者。当前急需的不再是单一的传统生产者（如种植、养殖），而是面向乡村产业转型升级、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专业化与复合型人力资本，包括引领乡村产业发展的“乡村CEO”（如家庭农场主、合作社带头人），开拓市场的农村电商与品牌运营专家，以及提供金融、文旅、社会化服务等专业支持的服务型人才。然而，现有人才队伍的规模与结构仍深陷传统生产范畴。据农业农村部统计，截至2024年，全国农村实用人才总量已超2300万人，涵盖生产型、经营型、技能服务型、技能带动型和社会服务型五大类别。然而，这些实用人才占农村劳动力的比例仅为3.3%。从就业结构来看，大部分高素质农民仍从事种养业，投身休闲农业、社会化服务等乡村新产业新业态的比例仅约为21 .79%。据估计，2019年农业经理人从业人员已超过286万，但近六成仍然从事传统种植栽培业，从事加工、销售、休闲服务的比例不超过10%，全国“乡村CEO”仍有150万人的需求缺口。[22]为应对这一人才缺口矛盾，2022年农业农村部通过启动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养“头雁”项目，重点培育农民合作社理事长、家庭农场主等五类带头人，4年累计培育7.43万名，产业带头人规模有效扩大。[23]但相对于庞大的基层需求和快速演进的产业生态，现有存量人才的素质结构与产业升级的新方向严重错配，新型人才的规模供给面临挑战。

结合以上“要素—能力—适配”核心逻辑，当前农业新型人才供给的短缺与错配的根源在于后端的人才培养体系未能适应前端先进要素变革与能力需求的升级。当前我国农业人才培养在学科结构、知识体系、协同机制上均存在与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脱节的矛盾。

1.面向农业新质生产力的学科专业布局不足

涉农高校学科专业布局对智慧农业、合成生物学、农业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核心领域响应不足，导致前沿领域人才供给未能满足先进生产资料的需求。数据显示，约67%的正高级专业技术人才从事种植业、畜牧业和渔业等传统农业行业，而前沿交叉和新兴学科的领军人才却相对缺乏。[24]尽管2022年教育部发布《新农科人才培养引导性专业指南》，但全国开设新兴专业的涉农高校占比有限，且布点高度集中，难以形成规模化、梯队化人才供给格局，无法满足产业对新兴应用人才的批量需求。从学科建设来看，新质生产力要求多学科知识体系的深度融合，但当前涉农高校相关学科专业仍以单一学科为主，新兴学科专业多为“单点突破”，缺乏顶层设计下的交叉学科集群建设，无法形成覆盖全产业链的学科支撑体系，与农业产业从“生产端”向“全产业链”延伸的趋势不相适配，涉农专业大多仍集中于生产技术领域，与二、三产业融合度低。研究显示，农林院校学科专业与第一产业的耦合协调度最高，与第二产业仅为初级协调，与第三产业的耦合度处于“严重失调”状态[25]，难以培养贯通产前研发、产中智能管控、产后精深加工的“全链条”复合型人才，无法满足新业态对人才跨学科知识结构的系统性要求。

2.人才培养知识体系与产业需求的动态对接亟待优化

人才培养的知识体系与实践教学模式未能同步跟进生产要素演进与产业需求变化，导致人才能力重构存在滞后性。在课程层面，涉农高校的大部分课程内容仍偏重于传统农业的生产模式，对生物技术、智能装备、大数据分析等前沿知识融入不够充分，难以及时反映现代农业科技的最新成果和发展趋势。同时，课程设置仍受单一学科框架局限，对新兴交叉学科在农业领域的应用关注度不够，导致现有涉农人才培养的知识结构存在“宽而不深”“跨而不融”等问题，不利于培养学生解决复杂产业问题的系统性思维与创新能力。在实践层面，大多数高校的实验、实习环节仍围绕传统农业生产流程设计，与智慧农场、生物制造等代表未来方向的先进生产模式和真实产业场景联系薄弱，导致学生的实践能力、技术应用与创新转化能力难以迅速适应快速演进的农业技术生态。

3.农业领域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机制面临瓶颈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各生产要素协同创新，但当前涉农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等协同育人面临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创新链、产业需求链与人才培养链的有机衔接。在宏观层面，缺乏稳定长效的农科教一体化战略协同平台与资源统筹机制，重大科研设施、前沿农业科技项目与高水平专家资源向人才培养环节渗透不畅，“平台难共享、师资难互聘”等问题使得前沿成果无法及时转化为教学资源，导致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适配度不足。在中观与微观层面，农业企业实质性参与专业建设、课程开发与实践教学的比例偏低，基于真实产业场景和科研项目的教学模式创新有待加强。这种协同断层导致人才培养的“能力重构”无法精准对接产业所需，最终造成“要素演进与能力培养脱节、能力素质与产业需求错位”的不良循环，亟须将国家及省级层面农科教战略协同顶层设计转化为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可直接参与的制度化渠道和具体任务，实现从中观机制到微观实践的有效贯通，切实提升育人成效与产业贡献。

人才培养体系作为实现新型人才“能力重构”和“系统适配”的载体，必须以体系化思维推动培养方式的根本性转变，突破既往服务于传统产业的“跟随模式”，转向主动引领未来农业的“前瞻模式”，从多维度协同发力，系统优化新型农业人才育人生态，为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农业强国建设筑牢人才根基。

破解人才供给的源头性错配，关键在于推动学科专业建设逻辑向“产业需求”转变，建立需求牵引、深度融合、动态响应的专业集群体系。一是构建以产业链为导向的学科专业动态对接机制。通过解析新质生产力全产业链各环节的劳动资料革新和劳动对象拓展，精准识别其所需的核心能力，并以此为依据对人才需求饱和的传统专业进行优化，对支撑新质要素的紧缺领域，如生物育种、智慧农业等，强化前瞻性布局，或增设微专业快速响应市场需求。放宽地方高校新兴专业增设渠道，通过专项支持引导地方农林院校结合区域产业特色进行差异化布局，推动形成“顶尖高校引领、地方院校跟进”的规模化、梯队化格局，将人才培养与新质生产力全产业链深度绑定。二是打破学科壁垒，强化交叉学科集群建设。突破单一学科划分局限，围绕农业全产业链需求设立“农业+”等交叉学科方向，整合农学与工程、信息、管理等多学科资源，组建跨学院、跨院校的教学团队，打造覆盖产前研发（基因编辑、生物育种）、产中管控（数字应用）、产后精深加工与品牌运营服务的全链条学科支撑体系，破解学科布局与产业融合脱节的问题。三是健全供需更适配的学科专业动态调整与评价保障体系。由教育部、农业农村部等部门牵头，联合行业协会及有关企业定期研制、动态更新新农科人才培养引导性专业指南，为高校学科专业调整提供持续指引。建立学科专业与产业需求的耦合评价机制，将产业适配度作为专业设置、招生计划、资源配置的核心考核指标，确保学科专业人才供给体系与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同步。

围绕“要素—能力—适配”的理论逻辑，推动人才培养过程与产业技术迭代、生产要素演进过程同频共振。一是强化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布局未来农业人才储备。聚焦农业基因化、绿色化、数字化、营养化等未来关键领域，依托各类新农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试点、特区项目，加快建设未来农业学院。打破学制与学科壁垒，设计科研项目引导的贯通式培养方案，推动农工、农理、农医、农文的深度交叉融合，实现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的紧密互动，着力培育引领未来农业科技前沿的战略型创新人才。二是升级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加强核心能力精准培育。建立与科技前沿、产业实践同步更新的课程体系动态调整机制，引入项目式、案例式教学模块，鼓励高校与行业领先企业共同进行课程开发、学术指导与实践开展，将真实产业项目、行业实际问题融入育人全过程。推行微专业认证制度，针对性开设“农业+大数据”“农业+智能装备”“农业+品牌运营”等微专业，帮助学生构建快速适配全产业链的复合能力体系。三是构建实景化实践育人平台，打通“能力—适配”的“最后一公里”。与农业产业园、龙头企业等合作共建共享产教融合实践育人基地，将实践教学深度嵌入产业创新场景；同步搭建虚拟仿真实验室等，实现学习过程与生产过程、科研过程深度融合，强化学生技术应用与创新能力转化，提高人才培养实践效能。

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为目标，构建“要素演进—能力培养—产业适配”联动机制，打通创新链、产业链与人才培养链的衔接堵点。一是深化科教融合，探索特色协同育人模式。搭建国家级农科教协同战略平台，统筹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前沿科技项目向人才培养开放，推动农业农村系统科研院所、科研创新平台、项目攻关、前沿成果向优质教学资源转化，部校协同共建实体化人才培养基地。二是深化产教融合，精准对接产业需求。系统整合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乡村振兴示范县、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优质资源，共建高水平、共享型产教融合实践育人平台，形成全国性或区域性农业人才培养共同体；通过企业提供真实生产场景及参与课程设计、实践指导等，多渠道推动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培养，实现交叉融合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同频共振。三是设计激励相容的产权与利益分配机制，健全跨主体协同育人的制度保障。在校企联合开发教材、课程、实践基地、科研攻关等合作中，预先明确知识产权归属、转化收益分配等核心规则。制定跨单位学分互认、成果认定管理办法等，如学生在科研院所参与的实践、实习等可按规定兑换学分，企业员工参与人才培养可纳入人才晋升考核体系。通过制度设计明确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在人才培养中的权责与利益分配，推动协同育人从“协议层面”走向“实践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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